口述史是反映地方历史文化原生形态的一种记录形式和方法，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广泛使用。在当今社会转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关注并抢救性记录行将消亡的传统地方文化形态，发掘其丰富内涵，为当今所用，是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崇高社会使命。
口 述 人 孙久显，76岁，平昌县白衣乡人，原为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处长级干部，省邮电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口述时间 2006年6月
口述地点 成都光华村街学府春住宅小区C幢9楼
记录整理 孙和平
我老家在平昌县白衣区圆石乡孙家坝村，邻近有何家坪、胡家湾。那个地方有民谣说，“白衣的屋（吴）住不得，岳家的鱼（余）吃不得，江陵溪的渡（杜）推不得。”
我父亲孙洪明，号名德浦。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农历九月八日生于平昌县老家。父亲人很聪明，便跟着秀才身份的岳父读了点书。1979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去世。享年80岁。
我母亲何德珍，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平昌县老家何家坪。1980年春去世。享年82岁。
二、供給制-包干制-薪金制
刚解放时对工作同志实行供給制，日伙食标准2500元（0.25元），三日打个小牙祭，七天打个大牙祭。当时馆子里吃一碗面200元（0.20元）。
因为工作在乡下，月发草鞋5双；零用钱24000元（2.40元），用于理发、买漱洗用具等。妇女每月发火纸一刀。衣服，年发一套棉的，一套布的。
1952年实行包干制，大约每月发28万元（28.00元）。记得平昌老家农村哥哥来开江看我，苟叔叔请我、李长柱和我哥上馆子，花了10000多元钱（1.00元多）。饭后，哥长吁短叹，说吃这一顿，要当一家人一个月称盐打（灯）油和香蜡纸烛的开销。
1952年或1953年，实行薪金制，分成26个工资级数。我的工资被定为23级，30元左右。1955年被定为19级，60多元。1956年夏工资改革，二机部加职务工资，我最初拿120多元。1957年升到18级，80多元。当时，17级93元、16级106元、15级 110元。13级以上就是130多元，高干的级别了。灾荒年， 80多元的工资仅够买一只鹅，人们便开玩笑说，18级干部是“鹅干部”，19级干部就只能是“鸭干部”了。
三、解放初我的工作经历
我参加工作是因为一个奇遇。1949年暑假的一天，有个外地口音的人走村串乡卖剪刀。父亲要买，但没钱，提出拿三升新麦交换。卖者很爽快，说下次来收钱不迟。卖刀人说话中很注意打量我，问到我各方面情况，知道了我还是个学生。到后来，他神色严肃，单刀直入问我：
“你知道共产党吗？”
我回答：“怎么不知道？红军闹革命那个时候，父亲作过村苏维埃主席呢。”
“你认为共产党怎样？”
“共产党好得很嘛，我们（平昌农业职业学校）学生都在议论共产党快要来解放平昌了！”
卖剪刀人又问道：“你要愿意的话，我请你作农村情报通讯员，怎么样？”
我痛快答应下来。不久，我就按他的要求，秘密做了情报收集，写了一份报告寄到达县他指定的地址。
不久，平昌欢天喜地迎接了解放。1950年7月我又回家耍暑假。一天，哥从江陵渡赶场回来，说：“麻柳区张（佩荣）区长见到我了，要我通知你，说高县长打来电话，通知你立即去达县地委训练班报到学习，明天就动身。”这个消息让我们全家都高兴起来，但又不明白谁是高县长？他怎么要通知久显呢？周围青年学生不少，咋不通知？后来参加群众大会，才发现作大报告的高县长，原来就是那个化装卖剪刀的人。叫高金科，山西人。先后作平昌、达县县长。文革前，听说调任重庆市委机关任党委书记。他大概已不在人世了。
1950年7月，我在达县地训班学习一个多月。土改工作第一期开始。我没参加。学习结束后，在达县江陵乡（后划归平昌县）搞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扩军，先后任村工作组长、乡工作队队长。1951年2月，搞扩军。扩军工作的方式，现在怕是看不到了。工作队员分组行动，先由请来的打更匠或乡上的勤杂人员站在街头、高岩上，鸣锣三声，再由队员向老百姓喊话，宣讲抗美援朝斗争。当时连个话筒一类的东西也没有，就拿两只手作话筒，声嘶力竭地喊。就这样一个乡、一个乡地去宣传、去动员。老百姓很踊跃，青年人争着报名。4月，工作胜利完成，扩了301个。
体检下来，最后一个人是个实心脚板儿，走不得路，不符合招兵条件。这个人扑通一声跪下地，又是磕头又是作揖，挽三挽四求我们收下他。最后看已是无望，伤伤心心地哭着走了。有个胡金玺，退伍后在山东作火车司机8年，回乡任乡长多年。
1951年5月，我到宣汉虎壤乡3村搞二期土改，作支点组长，有10来个工作队干部，管三个村的工作。到8月15日，放假3天。组织上发10个月饼，装在一个印有“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前进”的丝绸袋子里，同意我们回家过节。过节后，回到宣汉，组织农民通过变工方式成立互助组，抓好秋收，发展生产。工作十分辛苦，组里四个人，路上走累了，天黑了，常常就地睡在打了谷子的干田里，几捆谷草一铺，便你一声我一声地打起了呼噜。早上醒来，浑身露水也不管了，又急着赶路。
那个年头，干部在老百姓中间很受尊敬，我被称为“孙同志”，农民则称我为“孙工作同志”，进一步，还称我为“孙工作队长同志”。
1951年9月，在达县地委开了扩大干部会，我下到开江任市区清沙乡搞三期土改，担任乡工作队队长。又搞统购统销，工作难度大。一直干到第二年的3月结束。土改没收地主的牛羊猪鸭，但没收不了地主的狗。
1952年4月到7月，调到普安区三反五反办公室（实际上已取代党委政府的职能，行使一切权力），兼任区共青团团委书记。当时有一张照片，至今还保存下来，摄于镇上关庙大坝子，是“庆祝三五反伟大胜利暨新团（队）员入团（入）队宣誓大会”，时间是“1952年5月10日”。照片上，近百名新少先队员身着整齐的白色队服，成三排，最前排是腰鼓队，坐下来，还做出一个举手打鼓的舞蹈姿势；后面二百余名男女新团员和工作队干部顺着长长的石阶站成十多排。最后面的团员还高高地斜拉着4面团旗和队旗，十分引人注目。我站在第三排最右侧，人多，我只现出一个头。这张照片虽已发黄，但十分珍贵，应是开江一段历史的难得的实物资料。
1952年8月到1953年9月，我回到县上，在县委组织部工作，作干事。
1953年10月到1954年10月，在开江县人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人事科负责工作。期间，曾下到靖安乡搞统购统销试点工作，作乡的工作组组长。
小时候读课文“成都”，对成都好羡慕哟。1954年12月，我与几位同志调离开江，竟然是去成都。当时，省委从各地抽调干部充实工业战线，我被分派到成都东郊圣灯寺719厂干部科。7字头的厂都是国防厂。第二年5月份，被临时抽调到北京二机部十局。当时部长是赵尔陆。我被分派到重庆、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兵工厂，考察选拔干部、工人赴苏联学习。搞了一年多，被上调二机部干部司，发文后，但省里没让去。55年底，作干部科副科长。1958年秋，调省委工交政治部干部处。
在北京，配一辆进口自行车。星期天去景山公园玩，看崇祯皇帝吊死的槐树丫枝处被游人摸成了很深一条槽，枝丫都快要死了。
三、当时的地县两级领导干部
达县地委，第一任书记是杨绍增，后调建设部作局长。他平时爱穿一件黄呢子中山服。那个年代，呢子质量差，稍一磨擦就要露出很多线头。一到开会，他坐一把藤椅子，便老是在黄呢子衣袖上拔线头，人们戏称为“猴子拔毛”。副书记是范铭。第二任书记是丁耿林，知识分子，讲话作报告，水平高。李香山是第三任书记。
开江历届县委书记，第一任是杨佐凤，文化低；接着是罗曼、董杰。
罗曼文化最高，山西人，他睡觉的床，是一架从地主那里没收的雕花铜床，金灿灿的。他将床搬到机关里来，而其他干部都不好睡得。董杰是山西人，习惯盘腿打坐。（苟在杨讲述：第三任书记董杰，文化低，但掌握政策稳。第四任许富岐，文化低，一开会就打瞌睡。思想极左。一次在大会上讲话，说：要发动大批妇女解决基本问题。1963年，省监委书记梁其山坐镇开江，解决张某左倾浮夸风问题，期间，指出张“态度恶劣，对抗县委，吃耗子药”，撤销县委副书记职务。第五任姜鸿儒，山东人。）
开江历届县长，首任县长由书记杨佐凤兼任（1950.1-1950.6）；第二任县长李惠（1950.6- 1952。9）调任南江县委书记；第三任县长董杰（1952.9-1954.11）；第四任县长陈庆德（1954.11-1958.5）；第五任县长罗登田（1958.5-1965.12）；第六任县长崔学明（1965-1967.1）是建国以后开江第一个本县籍县长。
当时组织部里5个人，部长杨清槐，巴中地下党的，17级干部；阎旭东；李宪德，一脸大麻子；还有罗清云，是冯晋彪妻子，原来是随军南下家属，不识字，被安排作收发一类的事儿。记得机关里有个人名叫“张开了”，同事开玩笑把他叫“喳开了”。
四、思想政治与社会风气
1952年8月7日入党，参加宣誓的还有张歧俊、苟在杨、何恩云等10人。
过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总是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的批评意见往往就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这些话让人听了很敏感，每一次都会弄得人满头大汗，哪怕冬天也是如此。在干部队伍中，山西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员资格老，说话做事很有份量，要是被他们看不顺眼，哪怕是轻轻哼一声，你也会心惊肉跳。在虎壤乡土改，一位老地下党员在两根长板凳上睡觉，蚊子多，他手指甲又长，在胸膛上抓出了长长一条血痕。次日醒来，他硬说工作队内部藏有敌人，要杀他。这一说，非同小可，全队干部都惶惶然不可终日。
1954年前，苏联花布充斥中国内地市场，但社会购买力低，普通劳动者想买买不起，县委研究，动员机关干部带头买布。县委书记还带头穿上大红牡丹花衬衣，朵是一朵的。
当时青年干部中间流行恋爱对象的标准说法，叫作“样子像演员，工资八十元，身体像运动员”；“周总理的口才，金日成的人才， 文才”。
五、回乡探亲
由于工作紧张忙碌，1950年离开家乡后，记得仅给父母寄过一封信。又因为工作地点变动大，行踪不定，家里再也不知我的去向。父母为儿担忧，出门在外的我，人年轻，全然体会不到父母的盼儿之心。
1951年5月，在宣汉虎壤乡3村搞二期土改，到8月15日，放假3天。组织上发了10个月饼，装在一个印有“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前进”的绸袋子里，同意我们回家过节。路上走了三天，到家那天，远远见母亲在地里摘四季豆，我叫了一声“妈”，妈却一脸惊吓，拔腿就跑。原来，乡里谣传很多，有的说我已经死了，有的说我在坐牢。父母认定我已不在人世，已为我烧了七七四十九天的纸钱。唉。
1960年秋，我从省上到达县地委参加会议，顺便回老家三天。乡亲们一见面就跪地磕头，磕响头，泪流满面。他们的日子过得太艰难，甚至是过不下去了。咦吁叹息一番，便只能是掏出钱来，一人给5元钱。给到后来，已是身无分文。
1964年春节，我第一次带着妻子回家乡。临走之前，在成都准备了不少面巾、铅笔、老人穿的衣服等礼品。路过达县，地委的同志帮忙搞到10条香烟，5条是黑牡丹，5条是大前门，还搞到了一些糖果、罐头等物品，都是连街上见都见不到的稀缺物资。一回到家，四近乡邻都涌到院坝里，争着要看省城来的“洋媳妇”。正是春节，乡邻都自带了葵花子和炒胡豆什么的，一边磕着，一边看着、议论着。那热烈的气氛，弄得妻子很不自在，但又莫法回避。我们便拿出香烟，给客人们一一递上，点燃。最后留下一盒给了父亲。一天下来，院坝里的瓜籽壳铺了满满一地，厚厚一层。
老家一带，在土地革命时期和后来出去的老红军干部很多。1964年我们回去后，当地农民乡亲“观察发现”：老红军从北京返乡，老婆穿的是高跟皮鞋；大干部从省城成都返乡，老婆穿的是平跟皮鞋。
六、其他
1952年8月，川北行署撤销，建四川省政府。
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1954年前，开江县机关内修办公大楼，就是至今还在的走马转阁楼。当时主要砍伐双牛山上的树作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