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逊氏家族自湖广移民入川以来的二百余年间,人口发展因经济落后,速度较为缓慢 ,年龄构成为过渡型人口,社会负担系数较高;行业、职业构成已由单一性趋向多样性,正在摆脱传统农业经济的约束,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生命期延长,家族总人口数趋向递减。
逊氏家族人口个案调查,视点新颖,运用实证性的方法,勾画出“湖广填四川”二百余年来四川人口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家族人口 年龄构成 行业、职业构成 家庭户 家庭规模 家庭生命期
开江县白岩河逊氏家族,系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由湖广宝庆府新化县迁徙入川, 落业于新宁县(今开江县)严家场玉河桥村,二百余年来,已繁衍十世。笔者在田野调查中, 依据其家谱,对其家族人口进行了个案性的统计调查。
(一)人口数量及其发展变化
白岩河逊氏人口在逊家坝老屋这一地域上的集聚与离散,呈现两个特点:(1)从分布的广泛 性看,逊氏各支除已于民国年间散居县内甘棠、靖安、天师、普安、城厢等地之外,50年代 开始,还散居省内达县、宣汉、巴中、成都、甘孜、内江等地,更有广布北京、贵州兴仁、 西宁、上海、郑州、新疆阿克苏、南京、沈阳以及海外者。(2)虽然广布省内外各地,但仍 以白岩河逊家坝老屋和普安两地的聚居程度最高,在逊氏人口中的比重高达60%以上,在逊 家坝老屋则是一直保持着以逊氏为主的多姓氏杂居的分布格局。
根据已有资料的统计,白岩河逊氏自1745年始祖出生、迁徙入川至2000年的255年间,已繁 衍至第十代,人口总数约为294人。
第二代(“文”字辈) 3人
第三代(“家”字辈) 4人
第四代(“政”字辈) 11人
第五代(“诗”字辈) 23人
第六代(“书”字辈) 29人
第七代(“易”字辈) 70人
第八代(“国”字辈) 112人
第九代(“纲”字辈) 49人
第十代(“典”字辈) 3人
自入蜀第四代“政”字辈10房各支系人口总数列表如下:
政元一支繁衍至入蜀后第九世“纲”字辈 21人
政考一支繁衍至入蜀后第七世“易”字辈 7人
政科一支繁衍至入蜀后第八世“国”字辈 20人
政常一支,后事不知。
政纲一支繁衍至入蜀后第十世“典”字辈 123人
政治一支繁衍至入蜀后第八世“国”字辈 34人
政福一支繁衍至入蜀后第九世“纲”字辈 38人
政禄一支繁衍至入蜀后第八世“国”字辈 18人
政顺一支,后事不知。
政茂一支,后事不知。
政友一支繁衍至入蜀后第八世“国”字辈 30人
满清时期,白岩河逊氏自1745年始祖出生、入川至1911年的166年间,繁衍至第六代,人口 总数约为58人,其中女性见诸记载的仅4人。性别比为12∶1。
民国时期的37年间,白岩河逊氏繁衍至第八代,两代人口总数约为70人,其中女性17人。性 别比约3∶1。
共和国时期的51年间,白岩河逊氏繁衍至第十代,两代人口总数约为166人,其中女性77人 。性别比为2.3∶1。
按人口自然变动,即由出生和死亡所引起的人口数量增减因素来看,白岩河逊氏在255年间 ,由满清时期的58人发展到现在的294人,增长了5倍。这个发展速度应该说较为缓慢,与 其他逊姓比较,人口增长总量仍是较少的。比如开江土地坪逊姓,自入川280余年间,“子 逊繁衍,代传十二,丁逾千口。”(见土地坪《逊氏宗谱》)。又比如,明清时迁入忠县各姓 氏中,逊姓与其他41姓繁衍至今,人口总量已分别在1000户—5000户(见1994年版《忠县志 ·人口》)之间。
仅取中间数2500户,按户均3口人作比较,开江白岩河逊氏也只有它的1/25。这之中,满清 时的166年间,年递增率仅为0.28%,至民国时期的37年间,人口总量增长加快,年递增率为 1.48%,是满清时期的1.17倍;到了共和国时期至今的51年中,人口总量 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年递增率为3.4%,是民国时期的3倍。
人口自然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方面来看,新宁县白岩河流域社会经济极其落后 ,文化十分贫乏,劳动负担极为沉重,生活极端困苦,家庭无力供养更多的子女,而农 业生产又主要依靠体力劳动。种种因素均限制了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速度和水平。
(二)年龄构成及其变化
根据人口年龄构成国际通用标准,白岩河逊氏人口年龄构成为年轻型向成年型的过 渡型人口,即少年儿童系数约为30—40,老年人口系数约为5—10,老年化系数约为15—30 ,年轻中位数约为20—30。这种过渡型人口,其社会负担系数较高,一般在60%左右。因而 面临着社会经济问题和少年儿童的抚养教育问题。白岩河逊氏不少家庭至今也仅仅能勉强维 持温饱,无条件对子女进行智力投资,受教育情况普遍较差。文盲和半文盲人数在当地文盲 、半文盲人数中所占比例不低于20%,占同龄儿童的比重不低于40%。
(三)行业、职业与文化构成
满清、民国时期,白岩河流域在传统农业经济低水平的条件下自我循环,商品经济不 发达,物质生产率低 ,经济效益差,从而限制了该流域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 因此,白岩河逊氏世代以农耕为业,少部分人兼事榨油作坊业,职业构成十分单一。
由于境内经济落后,生活困苦,广大民众没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白岩河逊氏在满清时期只 有三二人读过私塾,且为期短暂,仅只一年二年。民国时期各房渐有男性适龄子弟入学就读 ,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逐年增加。至共和国建立时,有大学文化1人,高中文化5人。共 和国建立至今,大学文化已增至26人,其中女性8人;高中文化14人,中专文化11人;初中 文化30人。以上各种文化程度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9%,其中大学文化所占比例较高,为8.6% 。还出现了教授、高级工程师、农艺师、高级教师、博士,原居西宁的七世逊易达,先后将 四个子女送入大学,且学有所成。与白岩河逊氏相比较,川南珙县上罗、底洞逊氏在1991年 统计的3821人中,大学文化20人 ,高中文化133人,初中文化579人,占总人口的19%,其中大学文化所占的比例为5.2‰。
随着文化构成的改变,白岩河逊氏人口已逐渐改变了劳动力结构,在工业、商业及其他非物 质生产部门的在业人口比重达到23.6%,尚不包括农业在业人口中长期外出打工的人数。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四川省在业人口在工业、 商业及非物质生产部门在业人口比重为17.12%,农业在业人口平均水平为82.45%。与此比较 , 白岩河逊氏在业人口行业比重要高出6.48个百分点,而农业在业人口比重要低6.5个百分点 。这反映出本家族在摆脱传统农业经济方面已走出了很大一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走出传统农业经济的趋势将会更大。
(四)各类家庭户及规模的变化发展
30年代以前,白岩河逊氏家族在逊家老屋、茅坪寺、普安等地都曾出现过几房人合灶吃饭 不分家的所谓“大公上”的联合家庭类型。
20年代前后,五世孙诗有公一家四代,上有母亲老大人,下有五个儿子儿媳,两个女儿,众 多孙儿孙女,构成母子、兄弟。叔伯、子侄、祖孙、婆媳、姑嫂、妯娌、姊妹等丰富复杂的 家庭成员关系和亲感关系。二十余人同灶共餐,家庭内外的田土耕作、油坊业务。家庭活 路 均统一安排,钱粮用费则实行大集中小分散的管理属于自己的小额收入称“攒私房钱”。按 传统习俗,男治外,承担耕、种、挑、背等重体力劳动;女治内,除了承担纺织、蚕桑之外 ,还承担养儿育女、做钣、浆洗、畜禽饲养等繁杂的家务劳动。
大公上家庭秉承“耕读传家”的民族传统,艰苦创业,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细水长流,以 良好的家风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家庭中,曾祖母因老孺人以其仁慈的心怀,果决的识见,干练的处事和超越常人的聪明才 智,在家庭乃至家族内外树立了很高的德望,这是建立和维持“大公上”家庭的重要条件, 再加上其子诗有公的身体力行和承上启下,以及孙辈五弟兄生龙活虎般的劳动创造,团结一 心,致使大公上家庭生气勃勃,一片兴旺发达。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诗有公去世,三年后,其长子易龙公亦壮年逝世。从此,维持数 十年的“大公上”家庭解体如“树大分杈”,家庭划分成易龙、易乐易元、书明、书怀等五 个三代同属的家庭单元。
“大公上”的叫法,是不是湖南新化县祖籍方言的延袭?今尚不得知。但究其来源,估计与 《礼记》中提出的“天下为公”思想有关。其他如三代户、两代户的类型也十分普遍。
这种大家庭的产生,是以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特征的,因为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了适应自 然环境,家庭必须要有尽可能多的人手以求得生计。同时也体现出家庭所具有的物质资料再 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双重职能。还说明,在那个年代,生儿育女与提高生活水平尚未产生尖 锐的矛盾,世世代代的人都习惯了或是忍受着艰辛贫苦的生活。
进入60年代以后,白岩河逊氏家族的家庭逐渐向小规模方向滑动,三代户、两代户减少,一 对夫妇户增多。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本 国策,人口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得到有效的控制,加之社会文化的变迁,家庭与经济的社会职 能相互分离,人口数量的多少在生产中的作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关涉科学文化方面的素 质要求却越来越高,社会消费水平也在逐渐提高。这一系列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的尖锐 化,必然促使家庭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从社会变化趋向看,核心家庭和直系家 庭将占据绝对地位。只不过是,这两类家庭在城乡各占的比重会有很大差异。在逊家老屋一 带,直系家庭成为发展的主要趋向;在城市,核心家庭将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向。家庭持续存 在的整个生命期呈现延长的趋势,最长的已达50余年。这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 与发展,正引起人们生活方式、观念形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国家提倡晚婚、少育的 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以及医疗保健事业的进步,人们的寿命普遍延长了,从而使家庭的整 个生命期的年限也增多了。①
家庭规模的这一演化趋势,也正是全国人口演化的总的趋势。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全国人口 必然地会从递增转而趋向递减,继而相对静止,甚而至于下降,家庭结构和家庭亲戚关系也 将会趋于简单化。这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参考文献
①参见袁亚愚《乡村社会学》第13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