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朱德母亲以自己普通劳动者平凡一生中的勤苦耐劳、坚韧厚重、充满仁爱等的伟大精神以及所营造的母教氛围，给我们民族教养出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朱总司令，从而创造了极不平凡的“母亲文化”。其“母亲文化”的丰富深厚的社会人文内涵融入了中华文化，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朱德母亲　钟太夫人　母教　母亲文化
　　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特别包含了母亲文化的内容层面。所谓母亲文化，应是以母亲性别角色为主体、以家族血缘亲情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生产、生活活动、思想感情活动和智慧创造等的文化产物。母亲文化应是起源于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植根于人类生命本能的心之深处。这是一种牵动着世世代代中华儿女感情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一种鼓舞着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没有哪种文化形态比它更具象征意义，没有哪种文化内涵比它更能激发力量。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母亲文化，那么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心灵归属了，而且真正是最后失去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如此，西方文化中的“圣母”形象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在中国，传说西王母娘娘是中华民族总先妣，被尊为黑虎女神，乃万王之王。《山海经》描述其“虎齿善啸，蓬发戴胜”。在中国民间，佛教文化中的观音娘娘是诸神中最具亲和力和影响力的菩萨，受到最广大民众的文化认同和顶礼膜拜。这其实是中华母亲文化精神的化身所致，是人性和人类自我精神需要所致。一切事例都无不证明，母亲文化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母亲文化属于全人类。
　　笔者认为，朱德元帅在抗战时期为悼念母亲所写下的《回忆我的母亲》正是颂扬中华母亲文化的生动文本。该文本的朴实性就像中华母亲文化本身一样，感动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文章所描述和揭示的朱德母亲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一生，正是中华母亲文化的光辉范例。本文拟对朱德元帅《回忆我的母亲》和朱德母亲钟太夫人的有关材料作一论述。
　　　　　　　　　　　　　　　　　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朱德总司令的母亲钟太夫人于1944年2月25日病逝于四川仪陇县马鞍场老家。钟太夫人仙逝当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朱母钟太夫人传略》，文中写道：“朱总司令的母亲，86岁高龄的钟太夫人逝世了！我们表示痛切的哀悼。我们永远纪念她的功绩——她给我们民族教养出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朱总司令。”。母亲仙逝的消息使朱总司令悲痛万分，当即一挥而就写下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德总司令纪念母亲的这篇文章，以示祭奠。钟太夫人的逝世和她的贤母事迹，延安各界反响强烈，要求表彰的呼声很高。于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下，4月10日，延安各界一千多人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会，举行公祭，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人参加大会，并送了挽联。谢觉哉代读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作为朱总司令的祭文。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贺龙先后发表讲话，赞扬钟太夫人的勤劳俭朴，支持儿子革命、为党分忧，为民济国的美德，号召中国的母亲和儿女学习钟太夫人和朱德总司令。公祭大会上的挽联很多，从不同侧面概括和赞颂了作为英雄的钟太夫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党中央的挽联写着：“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勤劳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的挽联写道：“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花；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荷好家风”。中央党校的挽联写道：“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有劳动人民英雄”。谢觉哉的挽联写道：“红星入怀，盖世功名光子余；白云在望，漫天暗淡陨慈辉”。
　　据载，朱德总司令的母亲钟太夫人，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戊午4月23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周河乡钟家山下一位贫苦的流浪艺人家庭。父亲钟必顺，以流浪乡间、吹奏嗩呐为业，被称作“钟吹嘴”。钟太夫人自小随母亲操持家务，学会了置茶做饭、喂猪养牛；洗衣作浆、针线鞋袜。钟太夫人小的时候也迫于环境包过脚，但因富于反抗精神的她不予配合，一上山放牛就放掉裹脚布享受自在，终至于裹脚失败，长成一双大脚。加之体形高大，身强力健，成了劳动的一把好手。
　　钟太夫人作为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一开始就显示了中华母亲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以自己的柔弱之躯而庄严地承受着极为繁重艰辛的体力劳动。因此，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文章中一开始就概括地写道：“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勤奋劳动成为母亲一生的需要，劳动成为母亲最重要的生命依托。以至于像朱德祖父那样的“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文中回忆了“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文中多处写道：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朱德深情地说道，“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离开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老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如往年健康，但仍不缀劳作，尤喜纺棉。’”
　　在农耕社会的中国，就劳动技能来说，劳动者世世代代传承着农业生产的一套知识和技术，无论犁耙水响，栽秧挞谷，夯土筑路、肩担背驮，无不精通熟练；就劳动智能来说，长期的农业实践造就了人们的无穷智慧。处处表现出精明强干，是那些脱离实践、脱离基层高高在上的人不可想象的。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是对这一真理的深刻揭示。就劳动体能来说，由于长期的近乎本能的劳动，农人中的好劳力好体力不可胜数，即使是一些看似矮小、瘦弱的妇女，在实际劳动中发挥的超常能量也令人不可思议。朱德元帅回忆中说到的“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以及“挑水挑粪”等，恰是农耕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劳动方式，是下层社会尤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形态，反映出农耕时代体力劳动繁重性和艰苦性的本质特征。而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所经受的日晒雨淋、肩挑背磨、忍饥挨饿、风餐露宿，也是难以令人想象的繁重和惨烈。坚韧性体能表现已远远超越了体能的本身意义，成为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母亲身上的一种坚韧意志和务实精神，显示永恒的文化价值。
　　　　　　　　　　　　　　　　　二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母亲文化在家庭、家族以至于整个社会都营造了一种以血缘亲情呵护下的有如新鲜空气般氤氲着的母教氛围。我们一代代后人都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成人的。这一母教氛围无处不在，而且多是以身教形式而默默无言地流布着，熏陶着，影响并教育着千万儿女。朱母钟太夫人就是这样“注意着以自己的榜样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朱母钟太夫人传略》）关于这一点，朱德在文章中多处写到：
　　“从我能记忆起，（母亲）总是天不亮起床。。。。。。”、“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
　　“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中华母亲文化体现在母教方面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充满了仁爱。仁爱，成为母亲文化的核心和心理的精神的基础。朱德母亲以仁爱建立了很好的家族关系、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母亲钟太夫人爱生活，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执着追求；朱德在回忆中写道：在“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中，“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母亲钟太夫人爱学习，人情事理知道很多。旧时代没能读书，但从小通过民间特有的口传心授的学习方式而获得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及地方性知识、生产知识。80多岁时还常常怀着美好的感情向儿孙背诵自己年轻时听来的长篇唱词《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艺术作品，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钟太夫人以无私的母爱深爱着儿孙，为养育儿孙，吃尽了苦，但从不“诉苦”；受够了劳烦，但从不把劳烦写在脸上。朱德作为“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惯于忧患、惯于勤劳、惯于忍耐的”钟太夫人以普通劳动者教育子女的方式教育后人，热切希望朱德好好读书。为了让朱德读好书，先母钟太夫人把家里的很多事自己承担下来，从不支派后人做哪怕是一件区区小事。先母越是这样，做儿女的越是过意不去，也更激发了读好书的意志和决不辜负父母希望的决心和信心。“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在读书学习上，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上，钟太夫人对朱德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信任，更倾注全部的力量给予支持。“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因此，《朱母钟太夫人传略》介绍说：“总司令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的时候，太夫人是一个有力的鼓励者。”
　　钟太夫人母教氛围有一个特色性的场景，就是儿童们守着灶火之夜听母亲钟太夫人讲诸如《安安送米》这样十分美丽凄哀的故事，使儿孙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深受影响。正所谓“颔触先妣之膝，深听不知厌倦”（刘光第《先妣述略》，见《刘光弟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种以讲故事、“摆老龙门阵”的方式教育后人，成了儿孙们聚集在先母膝下的一件快事，其乐融融，更成为永生的心灵滋润和幸福记忆。总司令是永远挂念慈母的，就像慈母所讲述的安安孝子一样，“但是总司令决心向全中国的人民尽他的大孝道，他要消灭那使母亲（以及千百万的母亲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社会原因。”（《朱母钟太夫人传略》）以至于在母亲85岁高龄之时，“‘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聚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如朱德回忆文章所述，钟太夫人一生骂不来人，从没说过脏话、孬话，也从不发脾气。后人做错了事，或是惹她生气，她都是以慈爱的感情和和善的话语使后人为自己错了而懊悔。钟太夫人“一副菩萨心肠”，特别同情去穷苦人，就连叫花子她也能说几句话。她老人家的善良、仁慈和忍让，对朱德的性格养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传略》所概括的，“她是一个有宽大胸怀和深厚同情心的人，她的人格力量是不仅及于她的子女，而且使全家所有长幼伯叔妯娌之间，相处十分欢洽。对于更穷苦的亲戚，她往往减损自己，勉力周济，这样，人们接近她就像接近温暖的的太阳光一样。” 确实如此，钟太夫人一生因为淳厚的爱而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容得人，极大地富于同情心。到晚年更笃于亲戚友邻，每每形于梦寐，念于口头。在这个世界上，牵挂别人或许是一种苦恼甚至痛苦，但对于被牵挂的人来说，被牵挂却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幸福。
　　朱德母亲的仁爱，有着强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力量。作为儿子的朱德总司令身上早已感觉到母亲的强大力量。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朱德一生的秉性和品行，激励着朱德一生的斗志和精神。朱母一生为抚育儿女和全家的生计而吃苦受难，但在苦难面前，朱母表现了中国妇女所具有的那种坚毅、庄严和沉静。朱母以自己平凡一生中的伟大精神，创造了极不平凡的“母亲文化”，并以其丰富深厚的社会人文内涵融入了中华文化传统，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朱德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与朱德母亲钟太夫人分不开的。朱德母亲是中华母亲文化的楷模。
　　人说“女人是弱者，但母亲是强者”。朱德母亲以她老人家的高寿让儿孙深感欣慰，朱德母亲更以她老人家平凡一生中的伟大精神而强有力地感召着我们中华儿女，鼓舞着我们中华儿女。朱德母亲太夫人将永远地鼓舞着我们。
　　让我们来重读朱德总司令在回忆文章中的最后一段文字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附）

　　　　　　　　　　　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8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1895）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1909年）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1919年）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30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7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85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聚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30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一九四四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