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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标志所赋予的专有名称符号。它以其大量而丰富的信息承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重要的资料，因而受到普遍关注。
    一、地名构成的姓氏与自然地貌及人文元素
中外古今的地名，首先是以该地自然地貌特征为基本构成元素的。峨眉山、中梁山、长江、嘉陵江、响水滩、桃花坝、九石坎、马号梁子等等，无不如此。但是，在中国农业社会，各地民系和家族以血缘为纽带，以土地为依托，形成传统的聚族而居的习俗，因此，除了个别以姓氏独立形成的地名如赵家、严家、刘家等以外，众多地名同时是姓氏与自然地貌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达州城北不过二三十里地的罗江镇，以州河为脉，是达州通往宣汉、万源和汉（中）渝（重庆）路上的必经之地。罗江依凤山，临州河，最早为一片树林，清代有湖广移民罗氏三兄弟看准其水陆交接的良好地理位置和物流商贸的发展前景，首先在此开设盐号，迅速形成集市，家家业盐道、户户开旅栈，成为一个以盐兴市的场镇，遂以罗姓并所在地域特色而得名。罗江历史上号称“盐码头”，重庆水路盐运至此，由众多背二哥由此地发运山区各县如通、南、巴、宣、万等地。成都机投镇外的阳公桥，得名于明万历年间藩王府总管阳谋就是该地人氏，当地人从阳公那里得到很多实惠，又很以乡梓出了如此大官而自豪不已。遂以其姓名作地名，起到特殊的文化角色意义、纪念意义。这种由姓氏与自然地貌元素构成的地名，据笔者数年的个例收集记录，排列如下：
严家、刘家山、黄家岭、杜家梁、万家坡、孙家岩、王二岩（宣汉大成）、孙家岩脚（宣汉大成寨）、孙家垭（阆中）、王家垭口、李家垭伙（巴中）、肖坝（乐山）、巫家坝、廖三坝、诸葛坝、张家河坝、余家河心 ( 温江)、刘家濠（温江）、陈家湾、朱家大湾（仪陇）、孙三湾（宣汉大成）、张家湾儿、郑家冲、秦家槽、谢家槽冲（成都十陵）、冯家沟、孙二沟（开江）、唐深（方音xin）沟、罗村沟（西充群德）、秦家槽、傅家坳、刘凹坳（威远东联）、胡家松林畹、曹家堡（家：方音ga）、吴家包、谭家嘴、肖公嘴（乐山）、胡家塘、别家河、孙家河边、张家河坝、罗江（达县）、汪家滩、王泗、赵家扁、林家膀、朱家大湾（仪陇）、朱家坪、马家坪子（会东）、何家大坪（平昌金宝）、余寺基坪（大邑斜源）、孙家潭（达县凤翎关）、上罗家林（双流黄龙溪）、黄家斑竹林（双流金花）、刘家大林（达县），李家沱（重庆）、阳家坎、苏家石盘（达县亭子）、魏家洞（达县）、郭家大洞（长寿芦池）、蒋家墩（成都光华村）等。省外如李砦（河南商水）、张家口、孙家洼（河北清河）、南方的王家畈、马家箐（贵州兴仁）等。
以上移民地名，构成为各各文化人群和文化地理的标志性符号系统，特别地起着形象识别的作用和无声向导的功能。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地名，又无不寄寓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成为各各民系族群的象征和家族历史文化的象征。是村落概念在名称上发生的文化变异，变得人格化、地方化。当然也要看到，跟中国农村一般自然村落一样，这些地名显示着地缘与亲缘的密切关系，打上了宗法社会中浓厚的家族观念烙印。
在词义发生学上，坝、湾、沟、坪、坡等，都是自然地理实体的常用字，一旦与姓氏组和而构成地名，也就赋有了聚落和人工建筑等人文的意义，包含了居民意志的文化理念、插占落业、版筑营造、风水培植、生产生活活动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不同的聚落类型，仅就文化选择而言，或柴近水便，或避风向阳，或依山傍水，或交通便利，或防卫安全等等，形态不一，但与自然实体的山水相关。在四川各地，这类地名还有如：
奚家花村（潼南双江）、樊家桥、涂家高桥（开江新宁）、阳公桥（成都机投）、肖家堰、黄家江西堰（新都木兰）、潘家堰边、孙家老屋、苏家老屋湾（达县斌郎）、赵家大屋湾（达县赵固）、彭家火地（崇州廖家）、江家菜地（成都三圣寺）、郭家寨、方家营、江家麻园、魏家祠、曾家祠堂、吴家院子、熊家大院子、邓家老院子（广安协兴）、柏家老屋院子、于家花屋院子、郝家老房子、何家老屋、孙家老屋场、谢家老屋头（苍溪）、孙家油榨坊、苟家大朝门、黄家黑朝门、汪家门前（会东小岔河）、夏家庙、肖公庙、向家庵（万源）、苏家烽火（达县斌郎）、余家镇、金李井镇（资中）、王场（崇州）、栾家场、史家街（隆昌）、高家巷子、罗家衙门、杨家角（苍溪）、唐家吊楼子（达县黄都）、严家虚脚楼（江油箐林口。虚：方音su）、陈家桅杆（温江）、侯家渡、杨家筏子（温江，筏，方音pa）、苏家码头（达县斌郎）、孙家洞寨（宣汉清溪）、白公馆（重庆）、刘家蒸尝（成都十陵）、钟家大瓦房（龙泉驿柏合镇）、景家墙院子（龙泉驿柏合镇）、邓家大屋基、龙家高屋基、雍家碉楼（江油青林口）、谢家碾（成都）、游家碾坊、陈家水碾（双流黄龙溪）、吴家机坊（崇州梓潼）、马家寺（双流）、马家花园、江家麻园、杨家牌坊、孙家牌楼{开江}、汪家拐（成都）、冯店、李家店子、米家老店子等。在四川大邑县，仅安仁镇一地，这类地名就有很多，如邬坝子、姜沙坝、罗墩子、赵埂子、陈大冬水、李白甲林、谭幺店子、廖水碾、徐瓦窑、杨纸厂、李油榨碾、李庵子等。
还有如北方的祝家庄（《水浒传》）、孙各庄（天津蓟县）、孙家屯（《暴风骤雨》）、孙营（河南淮阳）、孙村（山东历城）、孙刘村（湖南新化）、乔家村、孙家官庄（山东即墨）、孙家小庄（山东淄博）、孙大村（安徽涡阳）、孙镇（河北景县）、张仙阁（河南鹿邑）、孙堂（河南郸城）、刘官斗（河南郸城）、黄寨（河南商水）、韩家楼、贺家会（山西）、尹家府（北京平谷县）、许家务（北京平谷县）、刘家窑、李家胡同（北京）、王店、刘集、侯家铺（河南淮阳）、陆油坊（河南郸城）、孙铁铺等，张家界（湖南）、蔡家关（贵州兴仁）、张家港（江苏）、陈家渡（上海松江）、苏家围（广东河源）、沈家门（舟山）、徐家汇（上海）、柳家埠、程家井（安徽安庆）、吴家园（澳门）等。
    以上地名，构成为各各文化人群和文化地理的标志性符号系统，特别地起着形象识别、角色意义、人物纪念等的作用和无声向导的功能。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地名，又无不寄寓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成为各各民系族群的象征和家族历史文化的象征。是村落概念在名称上发生的文化变异，变得人格化，地方化。当然也要看到，跟中国农村一般自然村落一样，这些地名显示着地缘与亲缘的密切关系，打上了宗法社会中浓厚的家族观念烙印。
二、地名的信息资源承载与人口迁移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各移民族群把祖籍地名带入四川，成为一个普遍的民俗变迁内容。有学者根据20世纪80年代原四川省编修地名录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全川一共有明清省籍移民地名1038个（含山东、青海、河北各一个），湖广籍地名有832个（都含有明代地名），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80.15%，广东53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5。11%，江西51个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4.91%，陕西23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2.22%，四川19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83%，贵州16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54%，云南12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16%。一共有18个不同省籍移民地名（湖广算湖北湖南两省），几乎包括清代所有省份。其中省籍移民地名多者为湖广和广东及江西三地。（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西南师大学报2005年5月）这些移民地名在四川各地的空间分布，有如镶嵌于蓝色天空的闪烁星星，不但展示了它们所具有的指示性地标符号意义，更包含了无限丰富的移民历史信息和移民文化内涵。
四川境内这些地名，大多为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文化产物。以前荒无人烟，原本就没有地名文化可言。而原来已有的老地名，或因当地人烟断绝而自然消失，或被新移民新地名所取代，或被新崛起的大姓望族改取地名所取代，不一而足。解放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给姓氏地名带来普遍冲击。开江县讲治镇灵土地一带，有“陈家新屋湾”地名，土改后，陈家土地和房屋被原邵姓佃户所分，该地名被改为“邵家院子”。从此，新旧地名都被使用，久之，混淆不清，乃至于两姓后人相持不下，几乎酿成纠纷。这类问题，使人联想起现代的冠名权之争和网络域名抢注。反映了社区组织在盘根错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中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和重新分配过程。
达县石梯镇有小地名“余何村”，得名于该地余、何两家大姓聚族而居的历史记忆。但解放后却以行政方式取消这一具有地方历史内涵的名字，改为“愉活村”。这类改变较多，如荣县“刘家”被改为“流佳”、“陈家场”被改为“成佳”，改得让人不可理解。大跃进、文革时期，均骤然兴起“改地名”之风，原地名多被看成“四旧”产物，为要打倒封建，实现革命，一律予以废除，改为红旗大队、跃进（冒进）大队、上游大队、先锋大队等。公社化时期，废弃老地名，通统以数字编列生产大队、生产队，使地名的符号意义大大消减，信息承载的功能也大大消减，几无文化内涵可言。这些简单枯燥的数字符号和极少革命词语取代原有地名，充斥社会各个领域，致使丰富多彩的地域概念变得一片苍白，一片混乱，所有地标、方位在现实和历史面前处于迷失状态。
以移民文化为特征的新地名，承载着300年来移民社会的历史文化内涵，四川达县有一个商业集镇罗江。该镇以州河为脉，距达县城不过二十里。是达州通往宣汉、万源和汉（中）渝（重庆）路上的必经之地。罗江依凤山临州河，是一个以盐兴市的场镇，历史上号称“盐码头”。最早为一片树林，罗氏三兄弟移民至此，看准其水陆交接的良好地理位置和物流商贸的发展前景，首先在此开设盐号，迅速形成集市，家家业盐道、户户开旅栈。重庆水路盐运至此，由众多背二哥由此地发运山区各县如通、南、巴、宣、万。例如“曹家堡”的家，读音为ga ,显然是湖广民籍的方音；“孙家老屋场”保留了湖广方言的语汇；“邓家大屋基”，反映了广东福建客家民居建筑特点；“方家营”留下了先祖军垦屯田的历史痕迹。四川一地，“代多兵劫，元末重罹其毒，至明而益甚。十室九空，几于靡不孑遗……”(《大邑县志》)后之住民，多系湖广填川而至者，插占落业，聚族而居，团练自卫，故地名有取“营”者。“罗家衙门”是开江县长田乡老百姓对清代道光年间四川提督罗思举旧居的称名，“衙门”二字既是就其建筑之宏伟气派而言，也反映了平民百姓对官宦的敬畏心理。其它如老屋、老房子、老院子等，都是有着深刻学术寓意的历史文化概念，凝结着一代代后人对先祖的追怀，对故土的依恋和对往事的怀旧。
现代语音声母读s的，在一些方言中保留了中古发音x。唐深沟的“深”，永州腔方音xin ，一声。中原古音韵无s，s 读作x。现代语音声母读s的，在一些方言中保留了中古发音x。例如“身上、省上”。地名孙家坝，孙：永州腔方音xin，一声。I韵则发音s，如“席（si）子、把戏（si）、挨批（pr）”等。
“如果说世界对于人类是一种现实存在，那是因为人类语言给人的感官和机能所能感受到的事物取了名字。就事物本身来说，有无名称并不重要，然而对于生活在事物当中的人却非常要紧。”（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移民族群终至于离乡背井，远去他乡，一份难以割舍的文化情结便是故土难离。因为，故土寄托着人类对于固有文化及其发源地的思念之情，是人类对自身永恒本质的追寻。而地名，恰是故土的文化标识和心灵的归依所在。因此古代部族迁徙都是将地名带走。费孝通先生早年进入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社会的美国，他发现，“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想”。（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重排本）可想见移民地名展布的世界性现象。这些都是人类对固有文化及其发源地的思念之情，是人类对自身永恒本质的追寻，不能不令后世子孙深受感动。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移民社会的四川，这种遗俗也时有所见，反映着中华文化特有的慎终追远的底蕴。如营山的安化乡，得名于当地移民的湖广原籍湖南安化县；彭州市军乐乡陈姓，清康熙初自陕南宁羌州迁彭县，聚族而居，称“宁羌营”。简阳县石桥镇的江西街，达州石桥镇的抚州街、开江普安古镇的长沙街、长岭乡的广西沟，也都是缘起于移民对原籍的永久记念。成都新都区木兰乡是客家移民之乡，其中赣籍客家集中地取名“江西村”，村中黄氏一族所凿大堰也叫作“黄江西大堰”。这个地名非同寻常，听来拗口，失去了一般地名所具有的简洁明快的特点。但细加考量，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艰难条件下，黄氏靠一族之力而最终凿开大堰，其创造之艰辛，事业之伟岸，无不令举族欢腾雀跃。高兴之余，他们一定感念到原籍先祖的神灵福佑之恩。如此极富文化人格的情感所及，便取下了此一地名，既道出了不无自豪意味的“大堰”一义，又点明了神圣尊严的该“黄”氏一姓，而且，还意味深长地将象征先祖圣灵的祖籍地名镶嵌其中。此一特具民俗意义的文化行为，从此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个移民地名文化个例，以其经典性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