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姓氏图腾） 

　　内容摘要  在中国农业社会，相当一部分地名都是由姓氏与自然地貌元素构成的，形成为各各文化人群和文化地理的标志性符号系统。这种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承载大量丰富的信息，特别地起着形象识别的作用和无声向导的功能。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地名，又无不寄寓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成为各各民系族群的象征和家族历史文化的象征。取地名、改地名，成了现代冠名权之争和网络域名抢注的一个重要形态，反映了社区组织在盘根错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和重新分配过程。地名还是人类对固有文化及其发源地的思念之情，是人类对自身永恒本质的追寻。
      关 键 词  地名文化  姓氏  地貌 

      地名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所赋予的专有名称符号。它以其大量而丰富的信息承载，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重要的资料，因而受到现代历史文化学者等的关注。
      一、地名构成的姓氏人文与自然地貌元素
中外古今的地名，是以该地自然地貌特征为基本构成元素的。峨眉山、中梁山、长江、嘉陵江、半坡、响水滩、沙坝、桃花沟、大山坪、小河湾、九石坎、马号梁子等大大小小的地名无不记录着该地的特色性自然地貌。
在中国农业社会的千百年里，各地民系和家族以血缘为纽带，以土地为依托，形成传统的聚族而居的习俗，因此，除了个别以姓氏独立形成的地名如赵家、严家、刘家等以外，众多地名都是姓氏与自然地貌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由姓氏与自然地貌元素构成的地名，据笔者数年的个例收集记录编排，罗列如下：
      刘家山、黄家岭、杜家梁、万家坡、郭家岩、王家垭口、巫家坝、廖三坝、陈家湾、郑家冲、秦家槽、谢家槽冲（成都十陵）、冯家沟、孙二沟（开江）、唐深（xin）沟、傅家坳、曹家堡（家：音ga）、吴家包、谭家嘴、胡家塘、柏家河、苟家河边、张家河坝、汪家滩、赵家扁、林家膀、朱家坪、朱家大湾（仪陇）、孙三湾（宣汉大成）、王二岩（宣汉大成）、何家大坪（平昌金宝）、孙家垭（阆中）、孙家岩脚（宣汉大成寨）、孙家潭（达县凤翎关）、上罗家林（双流黄龙溪）、黄家斑竹林（双流金花）、李家沱（重庆）、阳家坎、苏家石盘（达县亭子）、魏家洞（达县）、郭家大洞（长寿芦池）、蒋家墩（成都光华村）等。省外如李砦（河南商水）、张家口、孙家洼（河北清河）、南方的王家畈、马家箐（贵州兴仁）等。
      在词义发生学上，坝、湾、沟、坪、坡等，都是自然地理实体的常用字，一旦与姓氏组和而成为地名，也就赋有了聚落和人工建筑等人文的意义，包含了居民意志的文化理念、插占落业、版筑营造、风水培植、生产生活活动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不同的聚落类型，仅就文化选择而言，或柴近水便，或避风向阳，或依山傍水，或交通便利，或防卫安全等等，形态不一，但与自然实体的山水相关。在四川各地，这类地名还有如：
      樊家桥、涂家高桥、肖家堰、潘家堰边、苏家老屋湾（达县斌郎）、苏家烽火（达县斌郎）、郭家寨、方家营、江家麻园、李家店、魏家祠、曾家祠堂、吴家院子、熊家大院子、唐家老院子、于家花屋院子、郝家老房子、何家老屋、孙家老屋场、孙家油榨坊、苟家大朝门、黄家黑朝门、夏家庙、肖公庙、余家镇、栾家场、高家巷子、罗家衙门、谢家老屋头（苍溪）、杨家角（苍溪）、唐家吊楼子（达县黄都）、严家虚脚楼（江油箐林口）、陈家桅杆（温江）、侯家渡、杨家筏子（温江）、苏家码头（达县斌郎）、孙家洞寨（宣汉清溪）、白公馆（重庆）、刘家蒸尝（成都十陵）、钟家大瓦房（龙泉驿柏合镇）、景家墙院子（龙泉驿柏合镇）、苟家屋基、邓家大屋基、龙家高屋基、雍家碉楼（江油青林口）、谢家碾（成都）、游家碾坊、吴家机坊（崇州梓潼）、马家寺（双流）、马家花园、杨家牌坊、孙家牌楼{开江}、汪家拐（成都）等。在四川大邑县，仅安仁镇一地，这类地名就有很多，如邬坝子、姜沙坝、罗墩子、赵埂子、陈大冬水、李白甲林、谭幺店子、廖水碾、徐瓦窑、杨纸厂、李油榨碾、李庵子等。
还有如北方的祝家庄（《水浒传》）、孙各庄（天津蓟县）、孙家屯（《暴风骤雨》）、孙营（河南淮阳）、孙村（山东历城）、孙刘村（湖南新化）、乔家村、孙家官庄（山东即墨）、孙家小庄（山东淄博）、孙大村（安徽涡阳）、孙镇（河北景县）、张仙阁（河南鹿邑）、孙堂（河南郸城）、刘官斗（河南郸城）、黄寨（河南商水）、韩家楼、贺家会（山西）、尹家府（北京平谷县）、许家务（北京平谷县）、刘家窑、李家胡同（北京）、王店、刘集、侯家铺（河南淮阳）、陆油坊（河南郸城）、孙铁铺等，张家界（湖南）、蔡家关（贵州兴仁）、张家港（江苏）、陈家渡（上海松江）、苏家围（广东河源）、沈家门（舟山）、徐家汇（上海）、柳家埠、程家井（安徽安庆）、吴家园（澳门）等。

      以上地名，构成为各各文化人群和文化地理的标志性符号系统，特别地起着形象识别的作用和无声向导的功能。这些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和乡土特色的地名，又无不寄寓着浓浓的乡情和亲情，成为各各民系族群的象征和家族历史文化的象征。是村落概念在名称上发生的文化变异，变得人格化，地方化。当然也要看到，跟中国农村一般自然村落一样，这些地名显示着地缘与亲缘的密切关系，打上了宗法社会中浓厚的家族观念烙印。
      二、地名的信息资源承载与人口迁移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各移民族群把祖籍地名带入四川，成为一个普遍的民俗变迁内容。有学者根据20世纪80年代原四川省编修地名录为基础，进行统计研究，全川一共有明清省籍移民地名1038个（含山东、青海、河北各一个），湖广籍地名有832个（都含有明代地名），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80.15%，广东53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5。11%，江西51个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4.91%，陕西23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2.22%，四川19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83%，贵州16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54%，云南12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1.16%。一共有18个不同省籍移民地名（湖广算湖北湖南两省），几乎包括清代所有省份。其中省籍移民地名多者为湖广和广东及江西三地。（黄权生、杨光华《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移民地名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西南师大学报2005年5月）这些移民地名在四川各地的空间分布，有如镶嵌于蓝色天空的闪烁星星，不但展示了它们所具有的指示性地标符号意义，更包含了无限丰富的移民历史信息和移民文化内涵。
      在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以前，四川境内荒无人烟，原本就没有地名文化可言。而原来已有的老地名，或因当地人烟断绝而自然消失，或被新移民新地名所取代，或被新崛起的大姓望族改取地名所取代，不一而足，使人联想起现代的冠名权之争和网络域名抢注。反映了社区组织在盘根错节的“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杜赞奇）中对于文化资源的争夺和重新分配过程。以移民文化为特征的新地名，承载着300年来移民社会的历史文化内涵，例如“曹家堡”的家，读音为ga ,显然是湖广民籍的方音；“孙家老屋场”保留了湖广方言的语汇；“邓家大屋基”，反映了广东福建客家民居建筑特点；“方家营”留下了先祖军垦屯田的历史痕迹。四川一地，“代多兵劫，元末重罹其毒，至明而益甚。十室九空，几于靡不孑遗……”(《大邑县志》)后之住民，多系湖广填川而至者，插占落业，聚族而居，团练自卫，故地名有取“营”者。“罗家衙门”是开江县长田乡老百姓对清代道光年间四川提督罗思举旧居的称名，“衙门”二字既是就其建筑之宏伟气派而言，也反映了平民百姓对官宦的敬畏心理。其它如老屋、老房子、老院子等，都是有着深刻学术寓意的历史文化概念，凝结着一代代后人对先祖的追怀，对故土的依恋和对往事的怀旧。
      “如果说世界对于人类是一种现实存在，那是因为人类语言给人的感官和机能所能感受到的事物取了名字。就事物本身来说，有无名称并不重要，然而对于生活在事物当中的人却非常要紧。”（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因此古代部族迁徙都是将地名带走。作为移民社会的四川，这种遗俗也时有所见，反映着中华文化特有的慎终追远的底蕴。如营山的安化乡，得名于当地移民的湖广原籍湖南安化县；彭州市军乐乡陈姓，清康熙初自陕南宁羌州迁彭县，聚族而居，称“宁羌营”。开江普安古镇的长沙街、长岭乡的广西沟，也都是缘起于移民对原籍的永久记念。成都新都区木兰乡是客家移民之乡，其中赣籍客家集中地取名“江西村”，村中黄氏一族所凿大堰也叫作“黄江西大堰”。在移民社会的美国，“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想”。（费孝通《乡土中国》）这些都是人类对固有文化及其发源地的思念之情，是人类对自身永恒本质的追寻，不能不令后世子孙深受感动。
      “大跃进”、“文革”时期，全国上下均骤然兴起“改名”之风。许多地名被冠以“封资修”而被革了命，加以废除，而代之以革命性强的新地名，如红星镇、红旗公社、跃进（冒进）大队、上游街、先锋巷等，认为非此不足以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公社化时期，以数字编列生产大队、生产队，更使地名的符号意义大大消减，信息承载的功能也大大消减，几无文化内涵可言。这些简单枯燥的数字符号和极少革命词语取代原有地名，充斥社会各个领域，致使丰富多彩的地域概念变得一片苍白，一片混乱，所有地标、方位在现实和历史面前处于迷失状态。发生在地名上的这一怪异现象虽早已得到改正，但引出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值得记取。